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，这一原则可否运用于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的改革创新？

　　今天，《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（草案）》交付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。改革创新的路径设计，备受关注。

　　决定草案第四条提出：转变观念，凝聚共识，激发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创新活力和勇气，充分运用现行法律制度资源和国家政策资源；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国家政策未明确禁止或者限制内容的，鼓励大胆开展改革创新。

　　在决定草案起草过程中，有观点认为，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仅仅适用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行政机关应当恪守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。

　　与此相对，另一种观点认为， 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是传统行政法的主流观点——在政府充当“守夜人”的时代，强调的是政府“消极行政”，在社会管理中，政府要做的仅仅是“管住”，无立法机构授权，政府便不得越雷池半步。

　　但20世纪以来，世界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公共事务急剧增加，“消极行政”已不能适应和满足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需求；所以，现代行政法提出了政府“积极行政”的理念。所谓“积极行政”，其实涉及政府的自身改革，涉及政府自身如何削权、放权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，需要政府积极作为；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，也应站在时代的角度重新考量。何况，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，针对的是政府做出剥夺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权利，增加其义务的“管制行为”；但决定草案所针对的并非“管制行为”，而是对改革创新行为的倡导鼓励。

　　事实上，对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的新创意、新做法，鼓励大胆改革创新，就政府而言，这也意味着自身改革——定位于自我削权、自我革命；着眼于放松管制、减轻社会负担。30年来的实践也已表明，从国家到地方，政府自身改革主动而为，也已是“多数常态”。在如此情境之下，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并不适用于对改革创新的制度规范。

　　因此，上海地方立法对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的改革创新，尊重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，鼓励改革创新者大胆尝试，这本身就是一条既合乎法理又尊重实践的“路径选择”。

　　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一“路径选择”在我国同类地方立法中为首次明确提出。一种预期是，这显示了上海对改革创新的激励力度和坚强决心，将对改革创新起到极大的鼓舞和振奋作用。